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人物，曹操必然成为人们持久热议的对象。有人赞美，有人唾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追溯一下渊源，便不难发现：关于曹操，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还能比较客观地进行评价，对他赞美有加者，不乏其人。到了赵宋时期，对于曹操的评价才开始发生严重的倾斜，乱世奸雄的形象遂成定格。
　　
　　在西晋历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里，曹操无疑是正面形象。《魏书·武帝纪》中，有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说曹操青少年时期，桥（乔）玄、何瞩能够不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他的过人之处。称其“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曹操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识鉴》篇记载了桥玄对少年曹操的赏识和厚望，文字比上引《魏书·武帝纪》更加生动：“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治世之奸贼”，似乎不是好话，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赞赏，不然，桥玄也不会愿意把子孙托付给曹操。当然，《容止》篇也记载了曹操这样一个故事：会见匈奴使者，曹操觉得自己形象欠佳，不足以震慑外国人，于是让崔琰冒充自己，他本人手握大刀站在坐榻旁边。会见结束后，让人问匈奴使者：“魏王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果然非常威严，但是，坐榻旁边那个手握大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后，立即派人杀死了匈奴使者。故事中的曹操固然狡猾、残忍，但是，他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了国家利益，对他个人品德、名誉并无多大损害。
　　
　　现存文献中，最早对曹操进行明显诋毁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东吴人的著作《曹瞒传》。《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了如下一节《曹瞒传》文字：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擎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
　　
　　显然，这一节出自魏之敌国东吴人之手的文字，有污蔑曹操的嫌疑。
　　
　　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曹操，未见有多么反感的言论，倒是有不少对他诗歌才华、成就的赞扬声。曹操形象的大坏，大约开始于宋代。苏轼《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引用王彭的话说：
　　
　　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可见，通达如大文豪苏轼，都将曹操斥为小人，站在了“拥刘反曹”的立场上。后来，到大儒朱熹，更是破口大骂曹操是窃贼：
　　
　　因说诗曰：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圣人之法也窃了。
　　
　　朱熹的话，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民间舆情，一定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既然朱熹都这样说了，曹操的窃贼高帽自然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再也摘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