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因为好莱坞的加入，变得风靡全球，尽人皆知。在一座凭借真实的历史遗迹搭建的平台上，好莱坞敏锐地加入了他们对于情爱价值观的一种商业化表达。我们记住的，不是一起海难，而是为之怆然一掬的眼泪，是湮灭的浪漫、无尽的缠绵。
　　
　　它是两个悲剧的叠加，一个属于历史，一个属于人性；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幻的。
　　
　　然而，当1912年4月15日凌晨，从爱尔兰科克市启程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北大西洋的途中缓慢沉没的3个小时中，人们还能看到多少种叠加的可能？
　　
　　正因为不是瞬间落幕，而是整整180分钟的生死倒计时，对人性的拷问，便有了一个足够宽裕的历史空隙。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尽管很多人（超过1500人）遇难，但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使得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可以找到一些安慰”———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是英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但如果波普诺的分析仅仅到此为止，他的社会学大师地位显然将是不确定的。他必须再往前走一步。波普诺写道：“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
　　
　　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一条规则。
　　
　　于是，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改了曾使英国人颇感“安慰”的“社会规范”：“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财富、权势和声望，曾经并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它像浮移于北大西洋的巨大冰山，既是长期聚敛的文明结晶，也是冰冻三尺的文明赘痈，却只有八分之一的山体裸露着。
　　
　　危机一刻，它是灾难以外的全部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