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就取消了农业税，他们的城市贫民也没有税费负担，从国防到修路，包括戏剧节中合唱队的费用，一切开支都是城邦里的富人买单。
　　
　　打个比方，雅典发生了一场地震，房屋大面积倒塌，人畜大规模伤亡，政府决定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但是钱不够，还有三千万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呢？大伙会让富人捐款：小明是全国首富，出两千万；小强是雅典城首富，出一千万。俩首富一凑合，缺口就补上了。
　　
　　您会说，富人未必这么热心公益，让他们捐多少，他们就捐多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确实有富人不愿出钱。例如小明可能会说：“抗震救灾人人有份，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挑大梁？”对于小明的质问，我能想到的回答是：“您老哥最有钱，多捐一些是应该的，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嘛。”然后再帮他算笔账：“您身家过亿，只让您捐两千万；人家小强两千万的资产，却捐了一千万。这么一比，小强的责任心比您强多啦！”我这么说，是想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小明，让他明白捐款很崇高，并为自己捐得还不够多而惭愧。当然，我一个人去感化远远不够，最好全国人民一起上，你一嘴我一句，有的捧他有的啐他，把道德的力量变成舆论的力量。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雅典人没有借助道德，也没有动用舆论，更没有依靠行政命令，他们逼迫富人捐款的武器是法律———雅典有一部《交换法》，按富人在财富榜上的名次，规定他们捐款的数额，排名越靠前的人，捐款必须越多，就像现在单位里级别越高的人捐款必须越多一样。如果某个富人不愿捐款，那么他必须找出来一个比他更有钱但却没捐款的人，被找出来的那位要么承认自己确实有钱并承担捐助，要么否认自己有钱并跟原告交换财产，然后迫使原告承担捐助。
　　
　　雅典人用法律迫捐，跟咱们通过舆论和行政命令迫捐具有一样的效果：被要求捐款的人很听话地捐了款，并且捐得还不少，这对灾区人民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当然也有弊端：不管用哪种形式迫捐，都威胁到了捐助者的自由———自愿捐款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可是再设想一下，如果雅典没有迫捐的法律，如果我们没有迫捐的舆论，如果政府在募捐的时候，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受侵犯，还能在同样短的时间内筹到同样多的钱吗？如果不能，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灾后丢失生命。跟受捐者的生命一比，捐助者的自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
　　
　　理想的状态是，大伙都不小气，都有同情心，我们凭借自愿和自律就能更加有效地抗震救灾，从此谢绝一切恶毒的善意、疯狂的情绪、煽情的镜头，以及任何人对捐款数额的任何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