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冬天，我马上要结束在香格里拉的执勤任务返回昆明。任务即将结束，人也就变得非常散漫，终日精力旺盛到无处发泄，并无一刻宁时。
　　
　　那是在前往香格里拉机场的路上，当时主路在维修，我们走烈士陵园到白塔的那条路。路修在高坡上，下面是草甸和水塘。车子悄然停在路边，大家很小心地摇下车窗，在一个洗澡盆大小的池塘里有三只大鸟，我能分辨出其中一只灰色的是大雁，边上是两只不知其名、绿色脖颈的鸭子。那天很晴，太阳直射，无风，车上放了三支小口径步枪。从停车处到水塘的直线距离只有50米不到，他们低声说：“一枪怎么都能打到一只！”
　　
　　于是，最精准的一杆枪放在了我的手里，它还配有瞄准镜。我是遗传的优秀射手，没有人教我应该如何呼吸，也没有人教我应该如何击发，当我抱着步枪瞄准，人和枪一起上下起伏，如同躺在水面上，我根本看不清楚100米外的靶心，但是我天然知道应该在身体落下的某一瞬间扣动扳机。
　　
　　我极为缓慢地伸出手指，轻柔地牵缠在扳机上。一切都很清晰，我看到日光洒落在池塘上，反射出一片破碎的白色。三只鸟在水边寒暄嬉戏，不时张开翅膀撩起水花，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欢快的鸣叫声。我可以击杀那只大雁，南下过冬的大雁肥美，可以和虫草炖满一大砂锅。我也可以击杀两只绿颈鸭子，等吃过之后，我就会记得这种动物。我甚至在想，是否存在某个角度，某个瞬间，可以同时击杀它们中的两只？我要做个精准的谋杀犯，我要一枪打中两只，抑或我要一枪打中三只，我心情不高不低，我对一切都无所谓。
　　
　　日光继续洒下来，水花不断溅起，地面附近甚至因此有了雾蒙蒙的一片气团。我极为真切地看见了鸭子颈部上的羽毛，在阳光的直射下反射出耀眼的绿光。光芒顺着优美的颈部曲线上下移动，就像是日脚在羽毛上舞蹈。它们在用喙彼此整理羽毛，就像是乘坐了很久火车的春节旅客，在小站停靠时冲下月台，在水龙头前清洗自己，用看不出颜色的毛巾擦拭面孔。这时，我所期待的一刻终于出现了，两只绿颈鸭子把长颈交叠在一起，彼此摩擦。一粒子弹，穿过那唯一的一点，奇迹就此诞生。
　　
　　可是我并没有扣动扳机，太阳晒在它们身上，也晒在我的身上，让人感觉到同样的温暖。我听到风声，我的耳朵感到风从雪山吹来，冻得生疼。在我和它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子弹轨迹，把我们以及这一刻，包括那些溅起的水珠，耀眼的绿光，全都联系在了一起。我喜欢这一刻，我愿意在这一刻里无限长久地待下去，可以让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让风一直那么吹着，让吉普车一直那么停着，让我的兄弟们一直那么等着。一切有所谓，一切很有所谓。
　　
　　他们在一边小声催促我，告诉我说只要经过的大车一次鸣笛，所有的鸟都会飞走。他们说已经看到大车开过来了，他们说路很窄，一定会鸣笛的……我一枪命中水塘的中央，溅起一团漂亮的水花。似乎过了一千年那么久，枪声才终于降落到地上，三只鸟振翅飞去，我的身边一团咒骂叹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换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这样的地方，用这样的枪械，闭着眼睛也能撂倒一只。然而，命运竟然如此弄人，子弹竟然会打在了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穿过了所有挥舞着的翅膀，交叉的脖颈，打在了水面上。他们嘲笑我，重新发动吉普车，为我点上一根香烟，不断拍我的后脑勺和后背，开着我的玩笑。
　　
　　我也笑得很开心，因为我知道，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准的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