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家，在最早的记忆中，是胶东乡下的渔村，奶奶的小草房。好像永远是冬天，永远飘着大雪。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像一只枕头在炕上蹒跚学步。簸箩里盛着自家晒的花生柿饼，被窝里睡一只大花猫。奶奶在灶下煮饭，通红的火苗舔着锅底，一屋子白蒙蒙的水汽弥漫着熬小鱼和玉米饼的香味。墙上贴着熏黑的旧报纸，镜框里镶着发黄的老照片，爷爷在隔壁炕上轻轻地辗转、咳嗽。但是家里人都说我不可能记得这些。爷爷在我两岁前就去世了，我随后被接回城里。
　　
　　第二个家，是一栋日式双层小木楼，在济南文化局的老院子里。好像一直是夏天，树阴匝地，蝉声满耳。暗红木漆地板铺了凉席，我抱一只收音机舒舒服服躺着听《小喇叭》。缝纫机嗒嗒轻响，妈妈用碎花布拼了一个小书包，我背上它，脖子上挂着钥匙，去幼儿园。幼儿园就在大院里，放了学自己走回家，坐在门口等大人下班。那时候我总是膝盖疼，可能是缺乏营养吧，但当时不知道，我也不说，疼极了就跪在楼梯上爬上爬下，裤子都磨破了，小手黑乎乎。
　　
　　上学前，家搬到万紫巷的公安局宿舍。巷子名字好听，其实挤满卖蔬菜鱼虾的摊子，嘈杂脏乱。我们的宿舍楼在一大溜平房里有点鹤立鸡群，写完作业，我喜欢趴在窗口往下看。这一看，就是十八年。
　　
　　那时候生活清苦。奶奶带着妹妹从乡下来了，爸爸只好用砖头水泥把阳台封起来作厨房，把原来的小厨房改成卧室，我们娘儿三个挤在一张木板床上。济南的夏天出名地热，阳光烤透了薄薄的楼板，晚上蒸得睡不着；冬天冷得跺脚，早上醒来看见窗帘冻到了冰凌窗花上，撕都撕不下来；饭够吃，但单调贫乏。奶奶带我们到菜场捡些人家扔了不要的菜叶子，有时偷偷掐点韭菜花，回去拿盐腌了佐粥。副食店来一卡车粉条，卸车时我就拿好小簸箕小笤帚在旁边等着，一看见有断了的粉条撒到地上，就赶紧过去扫起来捧回家让奶奶炖白菜——算是改善生活。
　　
　　我在这个家住到上小学，考大学，经历了漫长的初恋和最初的失恋。楼越来越破，灰脏的墙壁被孩子们画满鸡爪子小人。上下水管道锈了，顶楼老是停水，得等半夜别人睡下我家再起来接，存在一口大缸里。我喜欢承担这个任务，可以名正言顺熬夜画画。寂静的夜里，灯光昏黄，我揉着酸痛的眼睛，听到楼下有人出来上公厕，踢踢踏踏的拖鞋，哼着《霍元甲》的插曲。
　　
　　上大学在本市，住校。七个人一间宿舍，八张上下铺的小铁床，一张床专放箱子，我睡在它下面。大三以后，我在一家外企兼职做设计，手边宽裕了，偷偷租了学校旁边一间平房，算是我第一个窝。陈设很简陋，但精神是自由富足的。我有一个“热得快”，可以烧水喝；有个电炉子，能煮面条吃。四壁脏了，但房东不给刷，我狠狠心，拆了一本原版的凡·高画册，于是满墙盛开了金黄的向日葵，流动着湛蓝闪烁的星空。我甚至有了个小梳妆盒，里面一盒兰蔻面霜，一管淡淡的口红，还有我存的稿费。年底到香港出差，我给妈妈买了一只翡翠手镯——那年妈妈还不到四十岁。
　　
　　毕业那年，爸妈单位分了新房子，我没有跟去住，却在工作的报社后面租了个两居室——有空调、热水器，冬暖夏凉，每天洗澡，很幸福。工作不坐班，四年时间，我像个愉快的苦行僧，窝在小屋里画了上千张图。画上三五个月，我就背上包出门走走，走时关了屋里的水源和电源，关了房门，揣好钥匙，不带手机。
　　
　　2000年，经过一次长长的旅行回到国内，觉得累了。把手边几本书的版税凑了又凑，我买下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远离闹市的安静多树的房子，地热式的木板地，冬天可以光着脚。我把父母妹妹接过来。平时一个人闷在书房看书写字，开饭一敲盆我就跑出去吃——有吃有喝，心满意足。
　　
　　两年后，我再次离开家，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人，白手建起另一个家、一个白色栅栏上爬满紫藤蔷薇的小院子，浇花种菜，养了只大狗。我每天洗衣做饭扫尘，每年画一本小书、不知不觉，三十岁了。生活原是如此和缓平淡，而我心中满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