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相信，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乌合之众”不可能比精英人士表现得更出色。但是美国《纽约客》杂志撰稿人索罗维基却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实例，告诉读者，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只有大众才能做出最聪明的决策；尊重“群体的智慧”，有助于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瞬息万变的世界。

　　1906年的一天，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伽尔顿离开位于普利茅斯的家，动身前往一个乡村集市。伽尔顿时年85岁，仍然对统计学和遗传学研究充满兴趣。这回，激起伽尔顿好奇心的是牲畜。

　　在集市上漫步时，他偶然来到了一处“猜重量比赛赢大奖”的地方。一头肥壮的公牛被牵到展台上供大家品鉴，聚拢过来的人纷纷对这头牛的体重下赌注。

　　“一共有800个人想碰碰运气，其中有些是屠户和农民，更多外行也想和他们一争高下。”伽尔顿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普通的竞争者也许很适合对牛的净重进行评估，正如有投票权的普通人对政治议题的利弊更有判断力一样。”

　　当竞猜结束，奖品分发完毕后，伽尔顿找了张纸，进行了一系列统计分析。他将所有竞猜者估计的重量都记下来，然后计算这组数据的平均值。结果会是多少呢?

　　伽尔顿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平均值会与标准值相去甚远。毕竟，几个相对聪明的人和更多外行混在一起，似乎更倾向于得出愚蠢的答案。不过他完全错了。这个群体猜测的牛的净重为1197磅，而事实上，牛的净重为1198磅。换句话说，群体的
判断基本称得上完美。

　　伽尔顿的无意发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在适当的环境下，群体在智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通常比群体中最有智慧的人还聪明。即使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见多识广或富有理性，他们仍能做出充分体现集体智慧的决定。

　　这种“群体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以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这就是通过Google能浏览多达数十亿个网页，却能准确发现那个包含自己希望查找的信息的页面的原因。这也有助于解释过去15年来，艾奥瓦州中部数百名业余人士对美国大选的预测，总是要比盖洛普等专业机构准得多的原因。

　　这里还要引述另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实例：确定失踪潜艇的方位。虽然它和评估牛的体重差异很大，但二者背后的原理是相同的。

　　1968年5月，美国潜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失踪。海军对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对于最后一次联系后它又航行了多远也仅有模糊的判断。军方确定的搜索区域是一片20英里宽、深达数千英尺的环形海域。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名叫约翰·克拉文的军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

　　首先，克拉文对于“天蝎号”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所有可供选择的解释。然后，他召集一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搜救人员，要求他们就情况可能向哪方面发展提出最贴切的猜测。为了使整个过程显得有趣，这些猜测都以投注的方式体现出来，奖品是若干瓶威士忌酒。于是，克拉文召集的这些人就潜艇为什么会遇到麻烦，以及潜艇撞向海床时可能的速度和倾斜角度来下注。

　　毋庸赘言，这些信息中没有一条能指明“天蝎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但克拉文认为，如果将所有的答案综合起来分析的话，就能对潜艇如何遇难形成完整的拼图。

　　事实证明，这是个光彩夺目的主意。在“天蝎号”消失5个月之后，一艘军舰发现了它的沉没地点，与克拉文那个团体估测的位置仅相距220码。

　　这个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没人知道潜艇究竟为什么沉没，更没有谁对潜艇以多快的速度下沉，或者坠到多深的海底有任何概念。即便如此，作为整体的群体仍能无限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