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盗之术，一赏一罚，迥异的结果证明，严不如宽，仁者无敌。
　　
　　汉武帝末年，盗贼纵横，群匪乱起，大小团伙若干，武帝派使者着绣衣，持虎符节仗，调动军队围剿，斩首达一万多首级。为彻底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做“沈命法”的法令，该法规定：如果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不去剿捕，或剿捕盗贼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各级主管官吏将受到严惩，二千石及以下的一律处死。
　　
　　由于新法严苛，在推行之后，即便各地再次出现了盗贼，小官员怕被诛杀，纵然有盗贼也不敢上报，瞒着致使事态扩大。郡、县的官员也害怕受到牵连，就装聋作哑，闭口不言。如此上下相匿，盗贼越捕越多。
　　
　　汉光武帝时，叛乱四起，光武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鼓励盗贼们自己相互揭发纠纷，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的，都不加追问，只以捉获讨伐的结果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管辖区域内有盗贼没有全部抓捕，都不看做过失，许其在围寇剿贼过程中的立功自效。
　　
　　这个政策先是分化瓦解盗贼内部，使得其内部不战先乱，人人自危。第二是免除致使盗贼泛滥成灾的官吏的责任，允许他们戴罪立功，勉励他们积极作为，不要背思想包袱。第三条主要是调动各级官吏平叛的积极性。
　　
　　受此鼓励，各级官史大肆搜捕盗贼，对于投降的盗贼，朝廷将其迁移到异地，并分拨土地、供应粮食，使其安心生产。仅两个月左右，为乱河北、河南数年之久的盗贼问题便得以根治。
　　
　　同为治盗，武帝用罚，光武用赏，效果相去甚远。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是谓刚不可久，过犹而不及，严刑只能威服一时，而不可行之一世，所以严不如宽，仁者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