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无论是留还是走，都意味着选择一种新的人生走向。
　　
　　清华大学浦江清教授没有走，因为抗战时期拖家带口、呼爹喊娘的迁徙之苦，犹在眼前，无法忘怀。喘息甫定，又来一次疲于奔命的逃亡经历，怎敢想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上海）、松（松江），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的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
　　
　　逻辑学家金岳霖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不用考虑家庭，他不走的理由，同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说：“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从没想过要离开故国。他后来回忆：“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哲学家冯友兰也没有走，他在危难之时接掌清华大学教授会，肩负起“护校”的重任。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而且，他还劝告身边的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领导好就拥护。”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最终也留在了大陆，因为他对旧政权已经彻底绝望。对于一个腐败的党，一个无能的政权，有什么理由继续跟着它呢？
　　
　　陈寅恪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绝缘，只要能避开战火即可。陈寅恪体弱多病，双目不明，友人陈序经为岭南大学校长，欲聘他去教书。他也就没有踏上去台湾的船板。
　　
　　对于钱钟书与杨绛夫妇而言，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但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后来，有人问杨绛夫妇为什么不出国，杨绛说：“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尽管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心态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抉择，不仅关乎个体生命的存亡，更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存废。无疑，他们的留下，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弦歌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