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个泥瓦匠。他砌的砖，不用拉线也整整齐齐的，特别是他抹的墙，平平整整地泛着光，像一面大镜子。主人家叫好时，爹就抱着胳膊，在房子前横瞅竖瞅，满脸得意。
　　
　　爹三十几岁就在小镇上有了些名气，常被包工头领着到小镇以外的地方去建房。
　　
　　那一年，爹到离家五十多里的外县建房。房主是个淳朴的农民，建的是五间红砖瓦房，宽大的门窗，亮亮堂堂的，谁见了都说好。那是工程的最后一天，正巧是端午节，主人很高兴，就让他的媳妇去集上买粽子给大伙吃。粽子买回后，爹刚好去了厕所，也许主人大意了，爹就错过了品尝的机会。听大伙儿说着粽子的香美，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抹着墙壁，整个上午没说一句话。中午收工的时候，爹独自去了一趟村外的小卖部。回来时，爹的脸红红的，好像喝了酒，他的裤兜里竟多了一把黄豆。黄豆是生的，圆滚滚的，在爹的裤兜里欢快地碰撞着。
　　
　　下午抹墙时，爹突然有了精神，干得出奇地快。他瞅瞅身边没人，就从裤兜里摸出几粒黄豆，均匀地摁进湿湿的灰浆里，再把表皮抹得溜光。就这样，那把黄豆就被爹悄悄地种到了一面光光的墙壁上。爹像往常一样，抱着胳膊，又在墙前端详了很久。他似乎看到几天后，那些吸饱了水分的黄豆，正挺着发福的肚子，把墙皮一块块地挤下来，墙壁瞬间变得坑坑洼洼，像一个满脸麻子的老人。爹扳着脸，心里却在嘿嘿地笑。
　　
　　房子完工时，天擦黑儿了。爹结了工儿，饭也没吃，就骑着自行车赶了回来。爹躺在铺上，半夜了还在絮絮叨叨。他问母亲，他说黄豆种在墙上是个什么样？你说一个粽子能值多少钱？母亲显然被爹的话弄糊涂了，没好气地说了句“神经病”，就再也没理他。
　　
　　二十多年后，爹成了一个很牛气的包工头。
　　
　　那时，我正和在城里打工的大梅谈恋爱。大梅家在外县，是个孤儿。爹知道后，死活不同意，觉得我降低了门槛。可大梅的善良和美丽还是打动了我，没办法，我和爹打起冷战。时间一长，爹有点儿屈服了，让我把大梅领到家来，他要看看。大梅来到后，爹就和她拉起了家常。爹问了住址，又问起家庭情况。当触及到父母时，大梅双眼蓄满了泪水，一脸的忧伤。她说，父亲的死亡真是太突然了。那年我们家的葡萄大丰收，父母就请人盖了五间很漂亮的瓦房。完工后的第三天，父亲却突然发现好好的一面墙被糟蹋了，墙皮掉了一地，里面竟有鲜鲜的黄豆！老实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为啥遭了算计，受不了刺激，突发了心脏病。爹听了，一下僵住了，满脸的惊奇和不安。好久，他才小心地问了句，以后呢？大梅说，以后的日子过得很苦，母亲天天生活在悲伤中，几年后也生病去世了。我痛恨那个外乡的泥瓦匠，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想，也许命该如此吧，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大梅说着，一脸的坦然。
　　
　　爹站起来，竟是满脸的愧疚，他点了一支烟，在屋里踱来踱去。许久，他把母亲叫到一边，满脸凝重地说，从现在起，大梅就是咱家的人了，好好准备一下，给她办个体面的婚礼吧，千万别再委屈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