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善良》原文、注释、赏析

原文

善良似乎是一个早就过了时的字眼。在生存竞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利益原则与实力原则似乎早已代替了道德原则。

我们当然也知道某些情况下一味善良的不足恃。我们听过不少关于善良即愚蠢的故事。东郭先生，农夫和蛇，善良的农夫与东郭先生是多么可笑呀。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对象是狼或者蛇，善良就是自取灭亡，善良就是死了活该，善良就是帮助恶狼或者毒蛇，善良就是白痴。

但我们也不妨想一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那些等待着向他们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的冻僵者或是重伤者当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或者是恶狼。我们还要问，宇宙万物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和恶狼？为了有限的毒蛇和恶狼而不惜将一切视为毒蛇和恶狼，不惜以对付毒蛇与恶狼的法则为自己的圭臬，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疾??？我们还可以问一下，我们以对待毒蛇和恶狼的态度对待过的那些倒霉蛋当中，又有多少人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当真的毒蛇和恶狼？如果说，面对毒蛇和恶狼而一味善良便是农夫或东郭先生；那么面对并非毒蛇或恶狼的人却坚决以对待毒蛇和恶狼的态度对待之，我们成了什么呢？善良与凶恶相对的时候，前者显得是多么稚弱而后者显得是多么强大呀。凶恶会毫不犹豫地向着善良施出毒手，而善良却处于不设防乃至不抵抗的地位。凶恶是无所不为的，凶恶因而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善良是有所不为的，善良的武器比凶恶少得多。善良常常败在凶恶手下。

然而人们还是喜欢善良，欢迎善良，向往善良。善良才有幸福，善良才能和平愉快地彼此相处，善良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建设性的有意义的事情上，善良才能摆脱没完没了的恶斗与自我消耗，善良才能实现健康的、起码是正常的局面，善良才能天下太平。

这就是善良的力量。善良的力量就在于她是人的。她属于人，她属于历史属于文明属于理性属于科学。她属于更文明更高尚更发展得良好的人。她属于更文明更民主更发展更富强的社会。

凶恶每“战胜”一次善良就把自己压缩了一次，因为它宣告了自己的丑恶。

善良每败于凶恶一次，就把自己弘扬了一次，因为它宣扬了自己的光明。

善良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远见，是一种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以逸待劳的沉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快乐，一种乐观。

善良可以与天真也可以与成熟的超拔联系在一切。多数情况下善良之不为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善良的人不是不会自卫和抗争，只是不滥用这种“正当防卫”的权利罢了。往往是这样，小孩子是善良的，真正参透了人生与世界的强大的人也是善良的，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不善良。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恶人更是常常四面楚歌，如临大敌，其鸣也凄厉，其行也荒唐，其和也寡，其心也惶惶。而善良者微笑着面对现实，永远不丧失对于世界和人类、祖国、友人、理想的信心。

我喜欢善良。我不喜欢凶恶。我以为即使自以为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着真理和正义也不应该滥恶，滥恶本身就不是正义了。我相信，国人终归会愈来愈善良而不是相反。在例如“文化大革命”当中，凶恶不是已经出尽风头了么？凶恶不是披尽“迷彩服”了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作者简介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 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 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 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 年调至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 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 16 年。1978 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并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

赏析

从时间上看，善良是一个古老的道德话题；从感情色彩来看，善良是一个带有人性光辉的褒义词。但是“善良”在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因而“善良”又常常被人们所怀疑甚至否定。这就是善良的复杂性。当代作家王蒙的《善良》，应该说就是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一个作品，文章从现实中人们的善良观（“善良……过时”“善良即愚蠢”）出发，提出自己的疑问与思考，并试图在思辨上进行“抑恶扬善”，事实上文章也确实表达出了这种价值观念，它没有过多的说教味道，而是借助独有的“王蒙式语言”强有力地弘扬了“善良”的力量、属性、内涵、结果等正义的一面，在这样精彩有力的语言中，读者很容易在阅读之中被其折服。这就是这篇文章的重要特点。

《善良》并没有明确地答复“人们是否需要善良”这样的现实问题，但是字里行间无不散发出善良的芬芳，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到“向善”的旨意，显然这就是作者所要表露的观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一向主张“惩恶扬善”，从这点出发，王蒙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突破，然而作为一篇富有时代色彩的议论散文，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社会性。

本文写于 1995 年，正值商品经济大潮涌来之时，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人们价值观出现摇摆之时的社会现实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