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研究的各阶段中，随时遇到幸福问题。婚姻是不是一对男女最幸福的境界？人能不能在家庭在友谊中找到幸福？我们的法律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幸福？此刻当把这不可或缺而含义暧昧的字，加以更明白的界说。

何谓幸福？方登纳（Fontenelle，今译作丰特奈尔）在《幸福论》（Traité du Bonheur）那册小书中所假设的定义是：“幸福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当然，如果我们肉体与精神所处的一种境界，能使我们想：“我愿一切都如此永存下去”，或如浮士德对“瞬间”所说的“哦！留着罢，你，你是如此美妙”，那么，我们无疑的是幸福了。

但若所谓“境界”，是指在一时间内占据一个人意识的全部现象，那么，这些现象之持久不变的存续时间，是不可思议的。且亦无法感知它是连续的时间。什么是不变化的时间呢？组成那种完满境界的成分，既然多数是脆弱的，又怎么会永存不变呢？如果这完满境界是指人而言，那么他有老死的时候；如指一阕音乐，那么它有静止的时候；如指一部书，那么它有终了的时候。我们尽可愿望一个境界有“持久不变的存续时间”，但我们知道，即在我们愿望之时，那种不变，那种稳定已经是不可能了，且就令“瞬间”能够加以固定，它所给予我们的幸福，亦将因新事故的发生而归于消灭。

故在组成幸福境界的许多原素中，应当分辨出有些原素尽可变化而毫不妨害幸福，反之，有些原素则为保障幸福的存续所必不可少的。在托尔斯泰的一部小说中才订了婚的莱维纳，走在路上觉得一切都美妙无比，天更美，鸟唱得更好；老门房瞩视他时，目光中特别含有温情。但这一天的莱维纳，在别一个城市里亦会感到同样的幸福，所见的人与物尽管不同，他却一样会觉得“美妙无比”。他随身带有一种灵光，使一切都变得美妙；而这灵光亦即是他的幸福的本体。

构成幸福的，既非事故与娱乐，亦非赏心悦目的奇观，而是把心中自有的美点传达给外界事故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祈求永续不变的亦是此种精神状态而非纷繁的世事。这精神状态真是“内在”的么？除了外界一切事物能因了它而有奇迹般的改观以外，还有别的标识，足使我们辨别出此种精神状态么？我们的思想中若除了感觉与回忆，便只剩下一片静寂的不可言状的空虚。神秘的入定的幻影，即使它只是一片热烘烘的境界，亦只是幻影而已。哪里有纯粹的入定，纯粹的幸福呢？有如若干发光的鱼，看到深沉的水，海里的萍藻与怪物，在它们迫近时都发射光亮，却看不到发光的本体，因为本体即在发光鱼自身之内，同样，幸福的人在凡百事物中观察到他的幸福的光芒，却极难窥到幸福本体。

这光或力的根源，虽为观察者所无法探测，但若研究它在各种情形中的变幻时，有时亦能发现此根源之性质。在确定幸福的性质（这是我们真正的论题）之前，先把幸福所有的障碍全部考察一下，也许更易抓住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妨打开邦陶尔的盒子，在看着那些人类的祸患往外飞的时候，我们试把最普通的疾苦记录下来。

首先可以看到灾祸与疾病的蜂群。这是一切患难中最可怖的，当灾祸疾病把人类磨难太甚而且磨难不已的时候，明哲的智慧亦难有多少救治之方了。像禁欲派那样的说痛苦只是一个名词，固然是容易：“因为，他们说，过去的痛苦已不存在；现在的痛苦无从捉摸；而未来的痛苦还未发生。”事实上可不然。人并非许多“瞬间”的连续，我们无法把那些连续随意分解开来。过去的痛苦的回忆，能把现在的感觉继续地加强。无疑的，一个强毅之士能和痛苦奋斗而始终保持清明宁静的心地。蒙丹曾以极大的勇气忍受一场非常痛苦的疾病。但当生命只剩一声痛苦的呼号时，即是大智大圣又有何法？

至于贫穷，狄奥也纳（今译作狄奥根尼）自然可以加以轻蔑，因为他有太阳，有他的食粮，有他的木桶，且亦因为他是独个子。但若狄奥也纳是失业者，领着四个孩子，住在一座恶寒的城里，吃饭得付现钱的地方，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办。在于勒·洛曼（Jules Romains）一部题作《微贱者》（les Humbles）的小说中，有一章描写一个十岁的儿童发现贫穷的情景。这才是真正的受苦。实际上，把哲学去安慰饥寒交迫的人无异是和他们开玩笑。他们需要的却是粥汤与温暖啊。

这些疾病与贫穷的极端情形，可绝不能和虽然难堪、究竟没有那么可怕、且亦不成为幸福的真正阻碍的情形相混。禁欲派把我们的需要分作两类，一是“自然的，不可少的”需要，如饥与渴，那是必需满足的，否则会使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而只一天到晚的想着它；另一类则是“自然的但非不可少的”需要。这种辨别极有理由。人世固然有真正的疾病、真正的贫穷，值得我们矜怜，但幻想的疾病和真实的疾病一样多。精神影响肉体的力量，令人难于置信，而我们的疾苦多数是假想的。有真的病人，亦有自以为的病人，更有自己致病的人。蒙丹在鲍尔多（Bordeaux，今译作波尔多）当市长时，对市民说：“我极愿把你们的事情抓在手里办，可不愿放在肺肝之中。”

和志愿病人或幻想病人一样，亦有幻想的穷人。你说如何不幸，因为普及全人类的经济恐慌减少了你的收入；但只要你还有一个住所，还能吃饱穿暖，你说的不幸实是对于真正的贫穷的侮辱。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做散工的女佣，因为在更换卧室时，她的最美的家具，一架弹簧床，无法搬入新屋，故而自杀了。这是虚伪不幸的象征。

贫困与疾病之外，其次是失败了：爱情的失败，野心的失败，行动的失败。我们怀抱着种种计划，幻想着某种前程；但世间把我们的计划挫折了，未来的希望毁灭了。我们曾希望被爱，可没有被爱，我们日夜受着嫉妒的煎熬。我们期望一个位置，一项报酬，一种成功，一次旅行，而都错过了。在这等情形中，制欲派的学说自然战胜了，因为这些不幸，大半并非实在的不幸，而是见解上的不幸。为何觖望的野心家是不幸的呢？因为他肉体受苦么？绝对不。而是“因为对于过去，他想着阻止他实现愿望的过失；对于将来，想着敌手的机诈将妨害他的成功”。如果不去想可能的或将来的局面，而努力正确地想他现在所处的情况，那么差不多常是很过得去的局面。我愿一般幻想病者接受圣者伊虐斯（Saint Ignace，今译作圣依纳爵）在修炼苦行中所劝人的方法，即必须把我们的情操的对象，努力想象出来，丝毫不加改变。

你曾想做部长而没有做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不必自朝至暮去接见你不愿见的干求者。是说你对于无数的麻烦事情，你无暇加以研究的事情，不必负责。是说你不必每星期日出发到遥远的县份中去，受市府乐队及救火会军乐队的欢迎，你不必在那里演讲什么欧洲政局问题，以致在翌日引起十几国的报纸的攻击。没有这些舒服事做，你不得不过着安静的生活，度着幽闲的岁月，重读你心爱的书籍，如你欢喜朋友还可和他们谈天。假使你多少有些想象力的话，这便是你的失败所代表的种种现象。这是一桩不幸么？“今晚，”史当达写道，“我因为没有做到州长而我的两个助理却做到了，故灵魂上微微受着悲哀的创伤。但若我必须在六千人口的窟洞里幽闭四五年时，恐怕我更要悲哀哩。”

假令人们对于自己一生的事故，用更自由的精神去观察时，往往会识得他们所没有得到的，正是他们所不希冀的。因为“我愿结婚……我希望当州长……我极想作一幅美丽的肖像画”之类的口头的愿望，和一切人类实在的愿望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和行为暗合的。除了若干事实的不可能外，一个人自会获得他一意追求的东西。要荣誉的人获得荣誉，要朋友的人获得朋友，要征服男子的女人终于征服男子。年轻的拿破仑要权力，他和权力之间的鸿沟似乎是不可能超越的。而他竟超越了。

固然，有许多情形，因恶意的事故使事情不能成功。更轰动社会不是容易的事，人自身之中便有阻碍存在，这是屡见不鲜的情景。他自以为希冀一种结果，他自身却有某些更强烈的成分使他南辕北辙。再用于勒·洛曼的小说来作比罢。上文提及的儿童的父亲，巴斯蒂特（Bastide），自以为要谋事，实际上却拒绝人家给予他的位置，故仔细观察之下，他原不希望有事情做。我屡屡听到作家们说：“我要写某一部书，但我所过的生活不允许我。”这是真情；但若他热烈的要写那部书，他定会过另一种生活。巴尔扎克的坚强意志，对于作品的忠诚，即有他的生活——更准确地说，他的作品，为之证明。

在柏拉图《共和国》（République）第十卷中，有一段关于“幸福”的美妙的神话，即阿尔美尼人哀尔（Erl’Arménien）下入地狱，看见灵魂在死后所受的待遇那个故事。一个传达使把他们齐集在一起，对着这些幽灵作如下的演说：

“过路的众魂，你们将开始一个新的途程，进入一个会得死火的肉体中。你们的命运，并不由神明来代为选择而将由你们自己选择。用抽签来决定选择的次序，第一个轮到的便第一个选择，但一经选择，命运即为决定，不可更改的了……美德并无什么一定的主宰；谁尊敬它，它便依附谁；谁轻蔑它，它便逃避谁。各人的选择由各人自己负责；神明是无辜的。”

这时候，使者在众魂前面掷下许多包裹，每包之中藏有一个命运，每个灵魂可在其中捡取他所希冀的一个。散在地上的，有人的条件，有兽的条件，杂然并存，摆在一起。有专制的暴力，有些是终生的，有些突然中途消失，终于穷困，或逃亡，或行乞。也有名人的条件，或以美，或以力，或以祖先的美德。也有女人的命运：荡妇的命运，淑媛的命运……在这些命运中，贫富贵贱，健康疾病，都混和在一起。轮着第一个有选择权的人，热衷地上前，端相着一堆可观的暴力；他贪心地冒失地拿起，带走了，随后，当他把那只袋搜罗到底时，发现他的命运注定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并要犯其他的大罪。于是他连哭带怨，指责神明，指责一切，除了他自己之外，什么都被诅咒了；但他已选择了，他当初原可以看看他的包裹的啊。

看看包裹的权利，我们都有的。你为了野心或金钱而选中这一件婚姻，但你如我们一样明知那女子是庸俗的，两年三年之后，你怨她愚蠢，但你不是一向知道她是愚蠢的么？一切都在包裹里。一味地追求财富或荣誉，差不多老是要使人变得不幸，这是毋需深长的经验便可发觉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生活，使人依赖身外之物。过分重视财富的人最易受着伤害。野心家亦如此；因了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故，因了一句传讹的话，使他遭强有力者的厌恶以致失败了，或被民众仇视甚至凌虐。他将谓没有运气，命运和他作对。然而凡是追逐不靠自身而依赖外界方能获得的幸福的人，命运总是和他作对的啊！这亦是在包裹之内的。神明终是无辜的呢。

野心与贪心使我们和别人冲突，但还有更坏的灾祸的成因：即是和我们自己冲突。“我也许做错了，也许自误了，但我已竭尽所能，我依着我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我说过的话，或者我此刻还可重说一遍，或者假令我的见解改变了，我可毫无惭愧地承认是为了极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以前所依据的材料不正确，或因为我推理有误。”当我们返顾昨日以至一生的行为而能说这种坦白的话时，我们是幸福的。只要有此内在的调和，多少苦恼的幻想，多少和自己的斗争都可消灭。

按诸实际，这自己和自己的协调是稀有的；我们内心都是冲突。我们中每个人内部有一个“社会人”与情欲炽盛的“个人”，有灵与肉，神与兽。我们受着肉欲的支配，但在沉沦之后我们又很快回复为明哲之士，想到此层真是可憎。赫克斯莱（Aldous Huxley，今译作阿道司·赫胥黎）曾言：“一个人不能听从自己的‘断续支离性’（discontinuité）来行事。他不能使自己在饭前是一个人，饭后又是一个人。他不能听任时间、心情或他的银行往来账去支配他的人生哲学。他需要替自己创造出一个精神范型以保障他的人格之赓续性。”

但这内在的秩序与和谐是难以维持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其实在的根源多数和我们所想象的有异。我们自以为是理智的推敲，其实是我们用了错误的判断与并不坚实的论辩，以满足我们的怨恨或情欲。我们怀恨某个民族某个社会，因为这民族这社会中的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重要场合损害了我们之故。我们不肯承认这些弱点，但在我们内心，却明知有这些弱点存在，于是我们对自己不满，变得悲苦、暴烈、愚妄、侮辱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愿望成为的人物。在此，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教训，便变得重要了。一个智慧之士，若欲达到宁静的境界，首先应将使他思想变形的激情与回忆，回复成客观的、可以与人交换向人倾吐的思想。

幻想除与过去发生关系外，还有与未来的关系。“不幸”的另一原因是，在危险未曾临到时先自害怕，先自想象危险的景况。有些恐怖固然是应当的甚至是必需的。一个不怕给汽车撞倒的人，便可因缺少想象而丧生。一个民族，若不怕敌对的武装的邻人，很快会变成奴隶。但若对于那些太难预料的危险也要害怕，那是白费的了。我们认识有些人，因为害怕疾病，因为恐惧丧生而不愿活下去了。凡是害怕丧失财产的人，想象着可能使他破产的种种灾祸，放弃他眼前所能享受的幸福，而去酝酿自己的不幸，这些不幸若竟发生了，亦即是把他磨折到祸由自招的不幸的地步。嫉妒的人，设想他的爱人的德性会有丧失的危险；他无法摆脱这种思念，终于把情人对他的爱消灭了，只因为监视过严：他害怕的失恋，终于临到了，只因为他太谨慎周密。

一件灾祸未曾临到的形象，比着灾祸本身更加骇人，故恐怖的痛苦格外强烈，且亦更其无聊。疾病是残酷的，但看见别人患病而引起我们的害怕更残酷，因为真正病倒了时，发热与病时状态，好似造成了一个新的躯体使其反应的方式与平时异样。多数的人怕死。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死的境界是不真确的，因为第一，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是否突如其来的，且在寻常状态中，对于“死”这天然现象，自有一种相当的肉体状态去适应的。我曾有一次遇险几乎丧生，我还留着极确切的形象。我失去了知觉，但我所有在出事前数秒钟的情形的回忆，并不痛苦。阿仑认识一个人，如阿尔美尼人哀尔一样，曾经游过地狱，他是溺死了被救醒转来的。这死而复苏的人，叙述他的死况，一些也不痛苦。

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老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想象痛苦的事故时，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尚未经受那种事故的人的精神状态。人生本身已够艰苦了。为何还要加之虚妄的惨痛的预感呢？在一张最近的影片中，有一幕表现一对新婚夫妇搭着邮船度蜜月去，他们瞭望着大海，正是幽静的良夜，远处奏着音乐。两个年轻人走远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被他们身子掩蔽着的护胸浮标，上面写着“地坦尼克”（Titanic，今译作泰坦尼克）。于是，为我们观众，这一幕变成悲怆的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船不久便要沉没；为剧中的演员，这良夜始终是良夜，如其他的良夜一样。他们若果恐惧，这恐惧亦将是准确的预感，但因了恐惧，未免白白糟蹋了甜蜜的时光。许多人即因想象着威胁他们的危险而把整个的一生糟蹋了。“只要顾到当天的痛苦已足。”

末了，还有富人阶级及有闲阶级的不幸，其最普通的原因是烦闷。谋生艰难的男女，可能是很苦的，但不会烦闷。有钱的男女，不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而等待着声色之娱时，便烦闷了。声色之娱对于具有“自己的”生活之人确是幸福的因素之一，因为他在声色之娱中自己亦变成了创造者。正在恋爱的人爱观喜剧，因为他生活于其中。如果慕索里尼观《凯撒》一剧时，一定会幻想到自己的书桌。但若观众永远只是观众，“若观剧者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亦是一个演员”的话，烦闷便侵袭他了，由烦闷，更发生大宗的幻想病：例如对于自己作种种的幻想，对于无可挽救的过去的追悔，对于渺茫不测的前途的恐惧。

对于这些或实在或幻想的病，有没有逃避之所或补救之方呢？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因他们觉得把此种挽救的可能性加以否认，亦有一种苦涩的病态的快感，这真是怪事。他们在不幸中感到乐趣，把想要解放他们的人当作仇敌，当作罪人。固然，在遭遇了丧事或苦难或重大的冤枉的失败时，最初几天的痛苦，往往任何安慰都不相干。这时候，做朋友的只能保持缄默、尊重、叹惜、扶掖、静待的态度。

但谁不识得家庭中那些擅长哭泣的女子，努力用外表的标识去保持易被时间磨灭的哀伤？那般一味抓住无法回复的“过去”的人，如果他们的痛苦只及于他们个人的话，我为他们叹惜；但若他们变成绝望的宣传员，指责希望生活的更年轻更勇敢的人时，我要责备他们了。

哭泣之中，总有多少夸耀的成分……

这种夸耀，我们须得留神。真正的痛苦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即在一个努力掩藏痛苦绝不扰及旁人的人也是如此。我曾在一群快乐的青年人中，看到一个女子，刚经历过惨痛的幽密的悲剧，她的沉默，勉强的笑容，不由自主的出神，随时都揭破她的秘密，但她勇敢地支持着她幻虚的镇静，不妨害旁人的欢乐。假使你必须远离了人群，必须天天愁叹方能引起你的回忆时，那是你的记忆已不忠实了。我们对于亡故的友人所能表示的最美的敬意，只有在生存的友人身上创造出和对于亡友一般美满的友谊。

可是怎么避去固执的思念呢？怎么驱除那些萦绕于我们的梦寐之间的思想呢？

最广阔最仁慈的避难所是大自然。森林、崇山、大海之苍茫伟大，和我们个人的狭隘渺小对照之下，把我们抚慰平复了。十分悲苦时，躺在地上，在丛树野草之间，整天于孤独中度过，我们会觉得振作起来。在最真实的痛苦中，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社会法统的拘束。几天或几小时内，把我们和社会之间所有的关联割断一下，确能减少我们的障翳，使我们少受些激情的磨难。

故旅行是救治精神痛苦的良药。若是长留在发生不幸的地方，种种琐屑的事故会提醒那固执的念头，因为那些琐屑的事故附丽着种种回忆，旅行把这锚索斩断了。但不是人人能旅行的啊！要有时间，要有闲暇，要有钱。不错。然而不必离去城市与工作，亦可以换换地方。你毋需跑得很远。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森林，离开巴黎只有一小时的火车，那里你可以找到如阿尔卑斯山中一样荒漠的静寂；离开桑里（Senlis）不远，即有一片沙漠，凡尔赛园中也老是清静岑寂，宜于幽思默想，抚复你的创伤。

痛苦的人所能栖息的另一处所，是音乐世界。音乐占领着整个的灵魂，再没有别的情操的地位。有时它如万马奔腾的急流一般，把我们所有的思想冲洗净尽，而后我们觉得胸襟荡涤，莹洁无伦；有时它如一声呼喊，激起我们旧日的痛苦，以之纳入神妙的境地之中。随着乐章的前呼后应，我们的起伏的心潮渐归平息；音乐的没有思想的对白，引领我们趋向最后的决断，这即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音乐用强烈的节奏表现时间的流逝，不必有何说辞，即证明精神痛苦是并不永续的。这一切约翰·克里司朵夫（Jean-Christophe）都曾说过，而且说得更好。

“我没有一次悲愁不是经过一小时的读书平息了的。”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十分了解。我不能用读书来医治我真正的悲愁，因为那时我无法集中我的注意于书本上。读书必得有自由的、随心所欲的精神状态。在精神创伤平复后的痊愈期间，读书可以发生有益的作用。但我不相信它能促成精神苦楚的平复。为驱除固执的意念起见，必得要不必集中注意的更直接的行动，例如写字、驾驶复杂的机器、爬行危险的山径等。肉体的疲劳是卫生的，因为这是睡眠的准备。

睡眠而若无痛苦的梦，则是一种环境的变换；但在一桩灾祸发生后的最初几夜，固定的思念即在梦寐之中亦紧随着我们的。睡眠的人在梦寐中重新遇到他的苦恼，会心惊肉跳地惊醒。如何能重复入睡呢？除了药石之外，有没有精神上的安神方法呢？下面一个方式有时还灵验：即强使自己回忆童年的景象，或青年时的经过。试令自己在精神上生活在你从前未有痛苦的时间内。于是，心灵会神游于眼前的痛苦尚未存在，甚至还不解痛苦的世界内，把你的梦一直引向那无愁无虑的天国中去。

惯在悲哀中讨生活的人会呻吟着说：“这一切都是徒然的，你的挽救方策很平庸，毫无效力。什么也不能使我依恋人生，什么也不能使我忘掉痛苦。”

但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否认它的结果之前，至少你得经历一下：有一种“幸福的练习”（ Gymnastique du bonheur），虽不能积极产生幸福，可能助你达到幸福，能为幸福留出一个位置。我们可以举出几条规则，学着梵莱梨的说法，是秘诀。

第一个秘诀：对于过去避免作过分深长的沉思。我不是说沉思是不好的。一切重要的决定，几乎都得先经过沉思，凡有确切的目标的沉思是没有危险的。危险的是，对于受到的损失，遭逢的伤害，听到的流言，总而言之对于一切无可补救的事情，加以反复不已的咀嚼。英国有一句俗谚说：“永勿为了倒翻的牛乳而哭泣。”狄斯拉哀利（Disra.li，今译作迪斯累利）劝人说：“永勿申辩，亦永勿怨叹。”笛卡尔有言：“我惯于征服我的欲愿，尤甚于宇宙系统，我把一切未曾临到的事，当作对于我是不可能的。”精神应时加冲刷、荡涤、革新。无遗忘即无幸福。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在行动时会觉得不幸。他怎么会呢？如游戏时的儿童一般，他想不到自己，而过分地想着自己便是不健全的。“为何你要知道你是鱼皮做的抑羊皮做的？为何你把这毫不相干的问题如此重视？你难道不能在你自身之外另有一个利害中心而必集注自己直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么？”

由此产生了第二个秘诀：精神的欢乐在于行动之中。“如我展读着朋友们的著作，听他们的谈话，我几乎要断言幸福在现代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了。但当我和我的园丁谈话时，我立刻发觉上述思想之荒谬。”园丁照料着他的西红柿与茄子，他对于自己的行业与田园都是熟悉的，他知道会有美满的收获。他因之自傲。这便是一种幸福，这是大艺术家的幸福，是一切创造者的幸福。对于聪慧之士，行动往往是为逃避思想，但这逃避是合理的健全的。“愿而不为的人酿成疫病。”我们亦可说：“思而不行的人酿成疫病。”理智而转向虚空方面去，有如一架抛了锚的发动机，所以是危险的。在行动中，宇宙的矛盾和人生的错综，不大会使人惶乱；我们可以轮流看到它们相反的面目，而综合却自然而然会产生。唯在静止中，世界表面的支离破灭方变成惹起悲哀的因子。

单是行动犹嫌不足，还常和我们的社会一致行动，冲突而永存不解，则能磨难我们，使工作变得艰难，有时竟不可能。

第三个秘诀：为日常生活起见，你的环境应当择其努力方向与你相同，且对你的行动表示关心的环境。与其和你以为不了解你的家庭争斗，与其在这争斗中摧毁你的和别人的幸福，孰若去访求与你思想相同的朋友。若你是信教的，便和教徒们一起生活；若你是革命者，便和革命者一起生活。这亦不妨害你去战胜无信仰的人，但至少你那时在精神上有同志可以依傍。成为幸福，并不如一般人所信的那样，需要被多数人士钦佩敬仰。但你周围的人对你的钦敬是不可少的。玛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今译作马拉梅）受着几个信徒的异乎寻常的爱戴，较诸那般明知自己的光荣被他们心目中敬爱的人轻视的名人，幸福得多了。修院使无数的心魂感到平和安息，因为他们处于思想、目的完全相同的集团中。

第四个秘诀：不要想象那些遥远的无可预料的灾祸以自苦。几天以前，在蒂勒黎公园中，儿童啊，喷泉啊，阳光啊，造成一片无边的欢乐，我却遇到一个不幸的人。孤独的阴沉的，他在树下散步，想着财政上的军备上的祸变，为他，他和我说，在两年前已经等待了的。“你疯了么？”我和他说，“哪一个鬼仙会知道明年怎样？什么都艰难，太平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是既少且短的。但将来的情形，一定和你悲哀的幻想完全不同。享受现在罢。学那些在水池中放白帆船的儿童罢。尽你的责任，其余便听上天去安排。”

当每个人对于世间的事故能有所作为时，应当想到将来。一个有作为的人不能为宿命论者。建筑师应当想到他经造的房屋的将来，工人应当想到他老年时的保障，议员应当想到他投票表决的预算案的结果。但一经选择，一经决定，便得使自己的精神安静。若是预测的原素不近人情或超越人情时，预测无异疯狂。“广博而无聊的哲学，浮泛的演辞的大而无当的综合，才会随便谈着几百年的事和一切进化问题，真正的哲学顾虑现在。”

最后一个秘诀是为那些已经觉得一种幸福方式的人的：当你幸福的时候，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性。多数男女在得意时忘记了他们借以成功的谨慎、中庸、慈爱等等的优点。他们因得意而忘形，而傲慢；过度的自信使他们抛弃稳实的工作，故不久他们即不配享受他们的幸运了。幸运变成厄运。于是他们惊相骇怪了。古人劝人在幸福中应为神明牺牲，实有至理，萨摩王巴里克拉德，把他的指环奉献神明，但将巴里克拉德的指环掷向大海的方式不止一端。最简单的是谦虚。

这些秘诀并非我们发明的；自有哲人与深思之士以来，即有此种教训。顺从宇宙的偶然，节制自己的愿欲，身心的融洽一致，这是古人们所劝告的，无分制欲派或享乐派，这是玛克奥莱尔的道德，是蒙丹的道德，亦是现代一切明哲之士的道德。

“怎么？”反对明哲的人（是尼采，是奚特——但奚特是那么错综，有时亦是明哲——在新的一代中也许是玛洛[Malraux，今译作马尔罗]）会说，“怎么！接受这种平板庸俗的命运？……这种凡夫俗子的幸福？……拒绝艰难奇险的生活？……屈服，顺从？……你贡献我们这些么？我们不要幸福，我们要英雄主义。”

哦！反对明哲的人，你们有一部分理由，我将试着表明幸福并非屈服、顺从，并非安命，而是欢乐。但你们以为明哲本身不即是一种英雄的斗争，这便错了。所谓安于世变，是在世变并不属于我们的行为限度内，可绝非对于自己的一种怠惰的满足。我们顺受大海及其风波，群众及其激情，人及其冲突，肉体及其需要，因为这是问题的内容，若是接受时，无异对一个幻想的虚妄的世界徒发空论了。但我们相信可能稍稍改变这宇宙，在风浪中驾驶，控制群众，尤其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消灭一切疾病、失败、屈服的原因（你们也不见得比我们更能够），但我们可把疾病、失败、屈服，造成一个战胜与恢复宁静的机会。

“人并不企求幸福，”尼采说，“只有英国人才企求。”又说：“我不愿造成我的幸福；我愿造成我的事业。”可是为何我们不能在造成事业之时亦造成我们的幸福呢？幸福并非舒适，并非快感的追求，亦不是怠惰。一个冷酷的哲学家也和大家一样寻求幸福，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罢了。

我相信奴隶终于嫉妒他的铁链，我相信鹰鸷之于柏洛曼德亦是温和亲切

伊克孙在地狱中亦颇自喜。

当一个人爱他的鹰鸷时，即是说他并非轻蔑幸福，而是在他的心肝被鹰鸷啄食之中感到幸福，或因为此种痛苦能使他忘记另一种更难受的内心的痛苦。关于此种问题，各人总是为了自己说法的。

实际是，制欲派的明智只是趋向幸福的途程中的第一阶段。它把精神上一切无谓的苦闷加以扫荡，替幸福辟出一个地位。它勒令最无聊最平庸的情操保守缄默。这第一步斩除荆棘的使命尽了之后，幸福的旋律方能在它创造就的氛围中，响亮起来。但这真实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它是与爱、与创造的喜悦，换言之，与自我的遗忘混合的。爱与喜悦可有种种不同的方式，从两人的相爱起直到诗人所歌咏的宇宙之爱。

“凡是没有和爱人一起度过几年、几日、几小时的人，不知幸福之为何物，因为他不能想象此永续不断的奇迹，会把本身很平凡的事故及景色造成生命中最神奇的原素。”史当达是最懂得爱与幸福合一的人之一。我再可引述一遍他描写邓谷（Fabrice del Dongo）的幸福。他幽闭在西班牙牢狱中，什么都值得惧怕，尤其是死。但于他毫不相干。这些渴望的、可怖的日子，因了克莱丽婀（Clélia）短时间的显现而变得光明灿烂：他幸福了。

凡是一个青年能借一个女子的爱而获得的幸福，做母亲的能借母爱而获得，做首领的能借同伴的爱戴而获得。艺术家能借作品之爱好而获得，圣者能借神明之敬爱而获得。只要一个人整个的忘掉自己，只要他由于一种神秘的动作而迷失在别种生命中，他立刻沐浴在爱的氛围中了，而一切与此中心点无关的世变，于他显得完全不相干。“一个不满足的女人才爱奢华，一个爱男人的女人会睡在地板上。”为那些在别一个人身上寻求幸福的人，所难的是选择一个能回报他们的爱的对手。不幸的爱情也曾有过幸福的时光，只要自我的遗忘是可贵的话。如葛利安之于玛侬，一个男人为女人牺牲一切，即使这女人骗了他，他亦感得一种痛苦的快感。但相互的爱，毫无保留而至死方休的爱所能产生的幸福，确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之一了。

不错，若一个人所依恋的对象是脆弱的生物时，更易受到伤害。凡是热烈地爱一个女人，爱儿童，爱国家的人，易招命运之忌，授予命运以弄人资料。从此，命运得以磨难他，虽然他很壮实，得以挫折他，虽然他很有权势，可以迫使他乞恩求宥，虽然他很勇敢，虽然他不畏苦难。他在它的掌握之中。他因爱人的高热度所感到的狂乱烦躁的痛苦，会比他自己的疾病或失败所致的痛苦强烈万倍。强烈万倍，因为一个病人是被疾病磨炼成的，被热度煽动起来的，被疲乏驯服了的。但一个并不患病而恋爱的人，却因所有的精力都完满无缺之故，更感痛苦。他爱莫能助。他愿自己替代她，但疾病是严酷的，冷峻的，专制的，紧抓着它选中的牺牲者。因为自己没有受到这苦难，他自以为于不知不觉中欺骗了爱人。这是人类苦难中最残酷的一种。

在此，我们的制欲派的明智又怎么办呢？它不将说把自己的命运和脆弱的人的命运连接得如是密切是发疯么？蒙丹也岂非不愿把人家的事情放在“肺肝之中”么？是啊，可是蒙丹自己也将痛苦，如果那个牺牲者是他的好友鲍哀茜的话。不应当否认冲突，冲突确是有的。基督教的明智所以比制欲派的更深刻者即因为它承认冲突之存在。唯一的完满的解决，只有单去依恋绝对不变之物，真诚的宗教徒能有微妙的持久的幸福，也是如此。但人的本能把我们联系于人的一切。在真正的爱情没有被视作儿戏的一切情形中，明智总不会丧失它的价值。它驱除虚妄的灾祸，祛除疯狂的预测，令人不信那些徒为空言的不幸。

因为阻止你达到幸福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是，现代人士中了主义与抽象的公式的毒，不知和真实的情操重复亲接。动物与粗犷的人更为幸福，因为他们的愿欲更真实。洛朗斯曾言：“一头母牛便是一头母牛。”它不会自以为水牛或野牛。但文明人，有如鹦鹉受了自己的嚼舌的束缚一般，老是染着无谓的爱憎病。

在蕴藏着多少的“幻想的不幸”的精神狂乱中，艺术家比哲学家更能帮助我们重获明显的现实。学者应当是相对论者，因为他在摸索中探寻灵效的秘诀与近似的假设。唯有神秘的认识或是艺术或是爱或是宗教，才能触及对象本体，唯有这认识方能产生心灵的平和与自信，方能产生真正幸福。画家玩味着一幅风景，努力想确定它的美点，目光直注着的对象好似要飞跃出来一般去抓住全部的美，当他如是工作的时候，他感到绝对的幸福，狄更斯在《圣诞颂歌》（Cantique de No.l）中，描写一个自私而不幸的老人怎样突然遇到了幸福，于他一向是不可思议的幸福，因为那时他爱恋着几个人物，而这种爱恋使他摆脱了抽象的恶念。当我们在一霎间窥到了宇宙的神秘的统一性时，当浑噩的山岗、摇曳的丛树、云间的飞燕、窗下的虫蚁，突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生命又成为世界生命之一部分时，我们由于迅速的直觉，认识了宇宙之爱，不复徒是乐天安命的态度而达到了《欢乐颂歌》所表白的境界。

“你愿知道幸福的秘密么？”这是数月前伦敦《泰晤士报》在“苦闷栏”内刊布的奇异告白。凡写信去的人都收到一封回信，内面写着圣者玛蒂安（Saint Matthien）的两句名言：“你要求罢，人家会给你；寻找罢，你会获得；叩门罢，人家会来开启。因为无论何人，要求必有所得，寻找必有所获，而人家在你叩门时必开启。”这的确是幸福的秘密，古人亦有同样的思想，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罢了，他们说邦陶尔匣子（即潘多拉盒子）里的一切灾祸飞尽之后，底下剩有“希望”。求爱的人得爱，舍身友谊的人有朋友，殚精竭虑要创造幸福的人便有幸福。

但只限于此种人而已。我们少年时，我们在无从置答的方式下提出问题，我们问：“在一切观点上都值得爱慕的男人或女人，我怎么能找到呢？我怎样能找到一个毫无瑕疵的朋友值得我信任呢？何种才是能永远保障我国的完满的法律？在何种场合何种技艺中才能遇到幸福？”这样提出的人生问题是没有一个明智之士能够解答的。

然则何者方为真正的问题？我希望在这次检讨之后，我们对于此问题能有较为明白的观察。何处我能找到一个与我同样残缺的人，能以共同的志愿，在宇宙间在变幻中造成一个托庇之所？何者才是难能而必需的德性，能使国家在残缺的制度之下生存？凭借了纪律，忘记了我的恐惧与遗憾，我的精力与时间可以奉献给何种事业？我能造就的是何种幸福，用何种爱去造成这幸福？

在多少抑扬顿挫式的曲折之后，还须学着贝多芬的坚持固执的格调，如在一阕交响乐之终，反复不厌地奏着圆满的和音一般，还得把幸福的题旨重说一遍么？永续的平衡状态在人事中是不存在的。信仰、明智、艺术，能令人达到迅暂的平衡状态。随后，世界的运行、心灵的动乱，破坏了这均衡，而人类又当以同样的方法攀登绝顶，永远不已。在固定的一点的周围，循环往复，嬗变无已，人生云者，如是而已。确信有此固定的中心点时即是幸福。最美的爱情，分析起来只是无数细微的冲突，与永远靠着忠诚的媾和。同样，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唯此斗争与苦恼永远被希望所挽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