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增渝

丽尼

三条狗在我的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的衣角。

我让我的眼泪滴下，滴到地板上头，作出丁丁的响声。

外面，在炮火声中，大声地喊着的是“占领”，这声音在房屋顶上的火焰中震动着，使我的房间动摇，几乎是要倒塌。

三条狗在我的身旁不安地发出吠声，使我下泪。

“没有抵抗，我已经没有祖国。”

外面，火光燃烧着。人们倒落下来，在那些碎石子的市街上头，在那些不平稳而狭窄的市巷里面，在那些路旁的沟渠之中。

“没有抵抗，我已经没有祖国。”我第二次地这样说了，让我的眼泪滴下，滴到地板上头，作出丁丁的响声。

有声音叫喊着，在倒落着的人们中间，但是非常地微弱。我不能听，因为三条狗在我的身旁作出了过分的惊怖。

我隐忍着哭泣如象受难的志士。火光使黑暗的天空变成红色，想作出更大的毁灭。

三条狗在我的身旁狂吠了，露出了牙，现出了狞恶的脸。这使我如同着了疯狂，探头从我的窗户向着那飞着子弹与火焰的街头。

血液与尸首，在街头流动着，躺卧着。我感受有热泪在我的眼中燃烧，不是为着死的，却是为着当这些尸首被移去了以后那些来填补这些空白的人们。

一群灰色的人走上前来了。他们的面色瘦黄，因为在这以前他们已经有过苦难。

“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受雇佣的人，我们没有自己的生命。”

三条狗扯着我的衣角，强悍地，粗暴地，使我离开了窗前。来福枪，机关枪，在街头扫射，人们跌倒在地上了。

我让我的眼泪滴下，滴到地板上头，作出丁丁的响声。

黑暗的天空变成了红色。我第三次地说了，“没有抵抗，我已经没有祖国。”我没有喘息。

1932年2月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主题，是一个超越体裁和作家个性的时代主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文学这部庞杂的交响乐曲中的主旋律。即使是丽尼这样的一度专注于倾诉个人愁苦的作家，也不可能不用自己的声音同这个主题相呼应。这篇《红夜》即是一例。

这是一篇在抗战的硝烟烈火中写成的散文诗。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各界人民同仇敌忾，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遂使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归于失败，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后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交战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至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红夜》这篇作品中抒写的当是作者面对淞沪抗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即将失败时痛苦悲愤的内心感受。

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写实手法，直白地表情达意，而是用一派惨烈怪异的景象，渲染和折射出自己在深重的战争浩劫和民族屈辱面前纷乱、痛苦的心情。这是一种亦真亦幻的场景：外面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房间里却有三条狗在绕着圈儿旋走，战栗地咬着“我”的衣角，发出有如哀哭的吠声。就连“我”的眼泪滴在地板上，居然也“作出丁丁的响声”。虽然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难以确指这三条狗的隐喻意义，但它们在真实的战争背景上的反复出现，无疑和“我”再三重复的“没有抵抗，我已经没有祖国”这句话一起，造成了一种悲愤得近乎绝望、压抑得近乎疯狂的情感氛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