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译《四书》

说我乐见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七年）英译《四书》出版，朋友也许觉得奇怪，因为我既不能读理雅各，也并不很喜欢《四书》。理雅各的译文属于十九世纪，林语堂称之为“严谨的学者风格的著作”，但也指出它“因过分依字直译而使人读来费力”，我不通英文，不过从郭筠仙王紫诠记述中略知其译事而已。

《论》《孟》《礼记》皆中国古典，数典忘祖在中国是担当不起的罪名，何况孔孟的思想言文确有其美善，即使不提倡也是不会磨灭的。和“集注”一体的《四书》却是宋儒所命名，以《四书》和“四书文”为标志的儒家之理学化，政教之齐一化，读书之功利化，未必是孔老夫子本来的主张，对汉民族的消极影响却实在太大。我读过一点“五四”先贤的文章，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局者提倡读经曾经表示反对，现在也就不准备改悔了。

可是，正如我不懂音乐，也没听过柏林、维也纳演奏的交响曲，却无碍我崇拜贝多芬一样，我虽不通英文，无法翻阅二十八卷The Chinese Classics，对于理雅各的工作却是尊重的。他译中国的经书，并不等于他放弃西方文化观念而“改宗”孔孟之道，当然更不同于中国儒生的“天天读”。作为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首任教授，他和西方杰出的埃及学家、东方（阿拉伯）学家、原始文化学家一样，把自己整个一生献给了对不属于本国本民族人文的研究，解读和译述文献典籍便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二十五岁开始服务于“英华书院”，二十八岁起定居香港，垂三十年，四十三岁开始译书，又历时四十载，直至八十五岁高龄时才出齐五巨册的《中国经典》，在英国为至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巨大业绩。六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远方外国的古籍，四十年工夫成就五本书，这是何等的精神！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今之中国读书人如我者，对此不亦当感激，而更多的则是惭愧么？

湖南出版社是我的“母社”，那里一直有我的朋友，年长于我的，和我年相若的，比我年轻得多的，都有。译文编辑室的朋友曾和我谈过他们出书的事情，我建议他们出一点外国人观察近代中国（是近代而非现代，更不是当代）的记述，尤其是专注于社会、人文的，如《黄土地上的农家》《蓝色长袍》之类，与《走向世界丛书》相表里。来谈的朋友对此也有兴趣，可是据说有人提出，应以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主，这当然最符合“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和我所建议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后来，秦颖君准备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老实说，最初我有过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太明白它的主要读者究竟应该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恐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如果要新译。不过，理雅各这本书我是一开头便赞成列题的，它在文化交流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早已确定，不会因我读不懂而动摇，要是出别的译本，当然不如出理雅各啰。

我以为，图书出版虽然不可能不充当一块宣传阵地，但和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剧场、歌厅等别的宣传阵地相比，总要有点不同，就是总要多一点文化气，多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说，出书不能只看时效，不能百分之百地跟着什么什么走。只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看准了哪些书通过了历史的筛选并将继续保持历史上的地位。如理雅各译述者，即使经济效益差一点，一下子未必能多印，但每一两年印他三五本，于江河日下时显示一点中流砥柱的形象，人们谈起时能竖一下大拇指，虽不言“效”，效亦在其中矣。

（一九九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