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以暴力手段镇压革命人民的同时，又用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和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等一切革命文化，禁锢人民的思想，限制人民的行为。新生活运动是其中一项措施。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大本营指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发起新生活运动。为领导这个运动，特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任会长。他声言：新文化运动和军事“围剿”的关系，是在江西一面要“剿匪”，一面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其实在目的是强行限制人民的思想，迫使人人做“顺民”，以巩固其统治。公开的要求是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要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四字是“中心准则”；革命被视为背离准则的行为。

蒋介石为新生活运动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1934年7月成立新生活运动总会，组织一批反动文人、党棍、宪兵、警察，专做舆论和监督工作。蒋本人在两个月时间里，亲自在南昌作五次报告。宋美龄置身于运动领导行列。国民党统治区域各省市县都成立新生活运动分会。据统计，到1936年为止，成立分会的县份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个。形式热闹，但收效甚微。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上说：“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执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这是很可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