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滋味说

南朝梁钟嵘提出来的美学主张。语出《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其时，五言诗正逐步兴起，在创作中取代四言诗， 占据主导地位。与四言相比，五言诗容量较大，更善于表现复杂的生活和情感。钟嵘这里虽是推崇五言，但也是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写诗要“有滋味”。在他看来，有滋味“是诗之至也”，即诗歌的最高造诣和境界。 “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有滋味的诗耐人寻味，具有艺术感染力。

以味论诗，非钟嵘开其端，陆机《文赋》里就有“阙大羹之遗味，同朱絃之清汜”的比喻，把味比作诗的感染力量。与钟同时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 “张衡《怨篇》，诗典可味”。在《情采》篇指摘“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明确把“滋味”作为论诗标准的仍推钟嵘。

对永嘉时期盛行一时的玄言诗，钟嵘以“滋味”为标准，抨之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针对玄言诗重在阐发玄理，忽略诗的形象、意境，重推论而缺乏激情，没有艺术感染力，钟嵘提出了创造诗味的主张，他说：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风力与丹彩是创造诗味的基础。钟嵘不仅把滋味说当作论诗标准，又以它为基础， 以辨味入手，形成一种独特的评诗方法。如《诗品》评论曹丕的诗是“美赡可玩”，郭璞的诗“彪炳可玩”，谢赡的诗“殊得风流媚趣”。注意到了在鉴赏中体察玩味作品。但滋味说强调了诗歌言情而非言志的作用，不重兴寄，不大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

滋味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司空图以味评诗，强调“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南宋杨万里主张，论诗“以味不以形”。清代大力提倡神韵、兴象的王士祯也得益于钟嵘的滋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