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没有留下专门的文论著作，他的文学主张散见于部分诗文和他同后辈往还的书札中。这些零散的言论汇集起来，可以看出苏轼对文学的社会功能、艺术价值、创作规律等重大问题都有独到的认识和精辟的见地。

苏轼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他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遵循其父苏洵“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教导，讲求诗文的实际效果，排斥抵制形式主义的文风。他在散文方面以韩愈为师，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诗歌方面则对杜甫推崇备至，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在词方面，他主张打破诗与词的界限，反对诗庄词媚的传统说法，认为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开拓了一条“以诗为词”赋予词以严肃主题的新路。

苏轼对文学的艺术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阐述。他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认为二者是结合而非从属的关系。对道的理解，苏轼也更宽泛，除了治国之道，他更重视文章之道，即文学的艺术价值。他反复强调“辞达”，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点，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这就不再是象韩愈那样仅仅把文看作载道的工具了。苏轼引用欧阳修把文章比喻为“精金美玉”的言论，也可看出他对文学自身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重视。

苏轼对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也作了探索。他主张作家为文先要“了然于心”，有了创作冲动才能写出好的诗文。他强调立“意”，重视内容，也认为要有与内容相适应的不同的形式。进入写作时，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在“求物之妙”把握描写对象的本质之后，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摆脱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基于此，苏轼认为诗、词、文应该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不能人为划一，正如世间的美女肥瘠各异却各具姿质一样，文学的风格也该各呈异彩，各具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