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正德年间，由于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搜刮无度，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统治者内部的斗争也激烈起来，西北又面临着严重的外患，所以弥漫一时的“台阁体”那种粉饰现实、阿谀奉迎的文风，必然要被时代所抛弃。于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加上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人，被称为“前七子”，打起了复古的旗号，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很快地便在文坛上夺取了“台阁体”的统治地位。李梦阳(1472－1527)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河南信阳)人。他们同是弘治间进士，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权贵斗争的人物。李梦阳曾因反对权贵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翦除宦官刘瑾等八虎，两次入狱。何景明也曾因指控刘瑾被罢官。前七子在文学上的主张主要有两点：①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认为先秦两汉的散文，汉魏古诗和盛唐的近体诗才是绝对完美的，尔后的诗文则一代不如一代。②正因如此，他们重视模仿，以模仿为文学创作的途径。至嘉靖、万历间，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外患也更为严重。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又继之而起，把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后七子”除李、王之外，还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李攀龙(1514－1570)字于麟，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二人都是嘉靖时进士。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前七子一脉相传，甚至更趋于极端。他们的诗文也以模拟剽窃为能事。李攀龙的文章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甚至又出现了“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等名目，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复古的倾向是基本一致的。应该看到在反对“台阁体”这一点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理论是明显的复古倒退，所以他们对文学的发展实质不但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有害。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明代后期，对明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