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问你：有人借了你一百块钱，说好一个月归还，如今一个月过去很久了，他依然没有还你的意思，见到你就象无事人一般，让你很不高兴，你准备去讨吗？估计你会回答：不准备。也不只是你如此，换了游某，一样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在一些国人看来，欠债不还似乎不算一个怎样的道德污点，讨债反而让人觉得不地道。
　　
　　然而，当年的吴宓绝对不是这样。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明一周内归还。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几个故事。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这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终于如愿以偿，而且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编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l元钱。在那个时候，1000多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我们的时代在向前发展，各种吃的住的玩的都比以前丰富得多，但人的性情似乎越来越萎缩，吴宓式的人物早已成为一种绝响。一个人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尽情展露自己内心的意志，非但得不到旁边的人和整个社会的鼓励，反而感到步履维艰。在政坛上，领导会认为你不成熟，你很难得到提拔；在专业领域，别人会觉得你太固执、缺少变通，因而，评奖、评职称方面往往会吃亏。所谓“会来事”、“会做人”，从正面的意义上说，是做事讲究方法、不轻易得罪人；从反面的意义说，其实就是掩盖自己的内心，按照社会的一些潜规则去运作，是城府、世故的代名词。我欣赏吴宓式的真性情，但我深知，要让真性情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掉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急功近利的因子，必须消除我们灵魂中的虚伪和庸俗。